新疆跟團游價格交流組

陰陽與元氣:漢代讖緯詩學闡釋的理論核心

求是學刊 2020-04-30 07:36:16

作者簡介:王洪軍,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。


摘 要:西漢元、成帝時期,歷史進入了經學的“極盛時代”,然而天不佑漢家,地殼活動頻繁,天相變化劇烈,傳統儒家經學對于自然劇烈變化的原因解釋乏力,無法幫助已經陷于天人關系困境中的漢代政治走出迷局;漢代儒生博士吸納并整合了諸家理論,天文星占、風角卦氣、卜筮醫方等以陰陽為主導思想的學說肆意泛濫,經學闡釋嚴重偏離了傳統儒學的范疇而漸趨讖緯化。《易》為群經首觀念的泛化,使陰陽成為漢儒思想、政治以及經學的最根本的命題;元氣的多重界說,將讖緯詩學理論推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;而陰陽與元氣兩者的具象化即為譴告,也就是象告。象言和言象成為漢代經學以及詩學理論的經典話語,也是漢代以降文學的重要建構方式,催生了中國古代詩學理論新的氣象。


關鍵詞:陰陽;元氣;象告;讖緯詩學


陰陽作為“王事之本,群生之命”,在漢代士人的觀念里具有極其重要的政治價值以及哲學意義,尤其是在大儒董仲舒天為人副理論的引導下,漢代君主及士人把經學的使命定位于探討天人之際。《說文解字》引《秘書》曰:“日月為易,象陰陽也。”由于《易》強調陰陽變化,探究天地之道,恰如翼奉總結的那樣,“《易》有陰陽,《詩》有五際,《春秋》有災異,皆列終始,推得失,考天心,以言王道之安危”,故而被列為群經之首,也就是說,《易》是諸經的理論本源,于是元氣與陰陽成為漢代詩學理論不可或缺的意義根底。


一、陰陽:漢代經、緯闡釋的理論核心

《易》一再強調:“易與天地準,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”(《系辭上》)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”(《系辭上》)“立天之道,曰陰曰陽。”(《說卦》)《易》道就是天道,陰陽的變化是其核心表現形式。漢代儒生士人普遍接受了這樣的觀念,在事物本源的探究以及經學闡釋上,無不著眼于陰陽變化,這是漢代經、緯理論的顯著特點。

以陰陽論道,是道家探索天地起源的哲學路徑,經過先秦諸子的理論借鑒以及闡發,逐漸被大多數士人所接受。漢初統治者采取黃老道家思想作為政治指導思想,“萬物負陰而抱陽”(《老子·第四十二章》)的哲學理念在漢初諸子學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,尤其是經過《淮南子》以及《春秋繁露》的理論闡發,陰陽學說在西漢儒學中占有了重要的學術地位。在政治生活方面,漢代人強調:“天道之常,一陰一陽。陽者天之德也,陰者天之刑也。跡陰陽終歲之行,以觀天之所親而任。”“天地變化,必繇陰陽。……陰陽者,王事之本,群生之命,自古賢圣未有不繇者也。天子之義,必純取法天地,而觀于先圣。”這樣的政治見解直接影響了儒學理論的闡發,陰陽成為漢代人重要的哲學概念,也是解釋宇宙生成、萬物化生的源頭理論。毋庸置疑,漢代的經學闡釋以及詩學觀念也是以陰陽作為理論核心的。

如漢代人對春的認識,《說文》釋“春”謂:“推也,從艸從日。艸,春時生也。”釋春為推是很難讓人理解的。追跡文獻,洞悉經學闡釋的文化繼承性,就使我們很容易理解如此解釋的理由。《管子》說:“春秋冬夏,陰陽之推移也。”房玄齡注曰:“夏秋推陽以生陰,冬春推陰以生陽。”簡單說就是陰陽的運轉。冬至,陰氣達到極致后而逐漸消減,陽氣逐漸升起而不斷增強;夏至,陽氣到達極致后逐漸衰減,陰氣潛生而壯大。這是一個周流終始循環往復的運轉過程,就像有天地在推動一樣。萬物在春而生,春為起點,也就是推的起點,所以《春秋元命苞》以為,“春者神明推移,精華結紐”,其基本的內涵即在于此。然而,《禮記·鄉飲酒義》的解釋與之明顯不同:“東方者春,春之為言蠢也,產萬物者圣也。”蠢,是說萬物蠢蠢而動,故《釋名·釋天》說:“春,蠢也。蠢然而生。” “蠢”,又作“偆”。《春秋繁露·王道通》曰:“春之為言,猶偆偆也。”《白虎通》也給予了解釋:“春之為言偆。偆,動也。位在東方,其色青,其音角者,氣動躍也。其帝太皞。太皞者,大起萬物擾也。其神勾芒。勾芒者,物之始生,芒之為言萌也。” “蠢”“偆”強調的是動,是春天萬物活動生長的過程。雖然春之為“推”或“蠢”,兩者解釋的內容不同,但是其著眼點是一致的,即以陰陽為出發點,強調陰陽運轉的過程。正是在陰陽思想的指導下,四季中的夏、秋、冬的解釋一以貫之,如《春秋元命苞》曰:“春之為言蠢也,蠢蠢蟲端動也。春之為言生也,當春之氣,萬物屯生也。故其立字屯下日為春也。”“夏之為言大也,萬物當夏而壯也。其象深,其質堅也,故其立字,(一自)下久為夏也。”“秋之為言愁也,萬物至此而愁,恐殘敗也。故其立字,禾被火者為秋也。”“冬之為言終也,言萬物終成也。水至是而堅冰,故其立字,冰在舟中者為冬也。”其所關注的現實,是植物生發、長大、結實、收藏的整個過程,而每個季節就是其中的一個階段。

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人們生產生活必須遵循的基本規律,而這樣的生存法則建立在陰陽消長的季節更替基礎之上,這樣最普通的生存認知促進了社會政治法則的形成,所以陰陽被漢代人視為天地之大端,讖緯的經學闡釋無不滲透著陰陽的觀念。《詩含神霧》著重強調:“《詩》者,天地之心、君德之祖、百福之宗、萬物之戶也。”《春秋說題辭》也有這樣的觀點:“《詩》者天文之精、星辰之度、人心之操也。”讖緯《詩》學探討的是《詩經》中所體現的陰陽學說的時代精神價值與理論指導意義,顯然已經被提升到了無以復加的政治高度。同樣是在陰陽理論的指導下,《齊詩》學者翼奉提出了進一步的理論主張:“天地設位,懸日月,布星辰,分陰陽,定四時,列五行,以視圣人,名之曰道。圣人見道,然后知王治之象,故畫州土,建君臣,立律歷,陳成敗,以視賢者,名之曰經。賢者見經,然后知人道之務,則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禮》《樂》是也。《易》有陰陽,《詩》有五際,《春秋》有災異,皆列終始,推得失,考天心,以言王道之安危。”顯然,翼奉認為六經是圣人見道之后的理論總結,囊括王政成敗的一切經驗。其中,《易》《詩經》《春秋》潛藏著陰陽學規律認知,從中能夠洞悉天地之心,預知王道之安危。另一個《齊詩》學大家,也是漢家丞相的匡衡將這樣的認知擴展到六經,他認為:“六經者,圣人所以統天地之心,著善惡之歸,明吉兇之分,通人道之正,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。故審六藝之指,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,草木昆蟲可得而育,此永永不易之道也。”儒家經典的政治地位被漢代儒生一步步推舉到政治巔峰,這時漢代歷史已經進入元、成帝統治時期,也就是皮錫瑞所稱頌的經學的極盛時代。此時,漢代的天人之學也進入了理論總結的階段,如翼奉、匡衡以及讖緯中的理論主張,都是在陰陽理論指導下的規律性總結。于是形成了顧頡剛所認為的理論范式:“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干,是陰陽五行。無論在宗教上,在政治上,在學術上,沒有不用這套方式的。”所以,漢代的經學闡釋以及衍生的理論,無不貫穿著陰陽學的基本內涵,從而成為指導漢代政治以及社會生活的行為準則。


二、元氣:漢代讖緯詩學的理論元點

董仲舒認為:“《春秋》之道,以元之深正天之端,以天之端正王之政,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,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,五者俱正而化大行。”又說:“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?元者,始也,言本正也。道,王道也。王者,人之始也。王正則元氣和順、風雨時、景星見、黃龍下。王不正,則上變天,賊氣并見。”那么,為天地之始端,能夠“正天”的“元”為何物呢?“《春秋》變一謂之元,元猶原也,其義以隨天地終始也。……元者為萬物之本,而人之元在焉。安在乎?乃存乎天地之前。”“元”就是原,也就是一,存在于天地之前。這不能不讓我們想起春秋時代老子的哲學。《老子》說:“有物混成,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,獨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,可以為天地母。吾不知其名,強字之曰道。”(《第二十五章》)又說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萬物,萬物負陰而抱陽,沖氣以為和。”(《第四十二章》)在這里,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道或易或是太極的觀點,然而先天地而生的就是道,是氣。董仲舒的經學觀念受漢初黃老道家思想影響非常明顯,存在著儒道理論整合的痕跡。在天人三策中,董仲舒屢陳《春秋》微言大義,曰:“《春秋》之文,求王道之端,得之于正。正次王,王次春。春者,天之所為也;正者,王之所為也。其意曰,上承天之所為,而下以正其所為,正王道之端云爾。然則王者欲有所為,宜求其端于天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。”正所謂王者執政,必求助于天,天道在陰陽,這樣《春秋》的元,在道的基礎上變成了陰陽,而陰陽也是氣,是先天之氣。總之,董仲舒的理論告訴人們,《春秋》是蘊含著天道的,即陰陽運行的基本規律,為后世帝王治理國政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理論范式。漢宣帝時,王褒作《圣主得賢臣頌》云:“記曰:共惟《春秋》法五始之要,在乎審己正統而已。”顏師古注引張晏語曰:“要,《春秋》稱‘元年春王正月’,此五始也。”師古解釋說:“元者氣之始,春者四時之始,王者受命之始,正月者政教之始,公即位者一國之始,是為五始。”王褒之前不聞漢代有《春秋》五始之說,顏師古注解文獻來源于何休的《公羊傳》解詁,而何休直接引用了緯書《春秋元命苞》的原文。或者說,顏師古的注解直接取材于讖緯文獻。《春秋元命苞》謂:“黃帝受圖立五始。元者,氣之始。春者,四時之始。王者,受命之始。正月者,政教之始。公即位者,一國之始。元年者何?元宜為一。謂之元何?曰:君之始元也。元者,端也,氣泉,無形以起,有形以分,窺之不見,聽之不聞。……以元之深,正天之端。以天之端,正王者之政。”《春秋》五始之說,無非是對于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的理論總結,其受董仲舒的影響可見一斑。同時,讖緯的五始之說,深受陰陽五行的理論影響。班固以為董仲舒的陰陽學說為儒者所宗,四庫館臣稱“伏生《尚書大傳》、董仲舒《春秋》陰陽,核其文體,即是緯書”,是非常精確的概括,需要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。

讖緯不唯以氣說《春秋》,以為六經皆為氣也。為了便于分析,茲錄如下:

《易》者氣之節,含精宣律歷。上經象天,下經計歷。《文言》立符,《象》出期節,《彖》言變化,《系》設類跡。(《春秋說題辭》)

《禮》者,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。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,陰陽滋液,萬物調,四時和,動靜常用,不可須臾惰也。(《春秋說題辭》)

風氣者,《禮》《樂》之始、萬物之首也。物靡不以風成熟也,風順則歲美,風暴則歲惡。(《樂動聲儀》)

禮之動揺也,與天地同氣,四時合信,陰陽為符,日月為明,上下和洽,則物獸如其性命。(《禮稽命征》)

至于《詩》,《詩含神霧》認為,詩者,“上統元皇,下序四始,羅列五際”。《詩泛歷樞》又曰:“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。”《詩緯》一再強調的四始五際又是指何而言呢?《詩泛歷樞》告訴我們:“《大明》在亥,水始也。《四牡》在寅,木始也。《嘉魚》在巳,火始也。《鴻雁》在申,金始也。”又曰:“卯,《天保》也。酉,《祈父》也。午,《采芑》也。亥,《大明》也。然則亥為革命,一際也。亥又為天門,出入候聽,二際也。卯為陰陽交際,三際也。午為陽謝陰興,四際也。酉為陰盛陽微,五際也。”四始系五行中的水、木、火、金之始,也就是冬、春、夏、秋之始;五際就是陰陽交合過程中此消彼長而具有標志性的節點。讖緯將這些所謂的規律與《詩經》中的詩篇強行人為結合,使具有典型地方色彩以及爛漫情懷的詩歌從諫書的身份中蛻化出來,而成為反映元氣運行規律的載體,反映著“天地之心”、圣王之道,所以要“刻之玉版”,如此這般才能體現《詩》的政治價值和哲學價值。

所以,不唯《易》與《春秋》,《禮》《樂》《詩》都反映著天地之氣的運行規律,這是漢代讖緯詩學理論的著力點,也是理論生長點。《禮記·樂記》認為,人是五行之端始,也就是說人乃五行之氣構成的,故《白虎通·禮樂》謂:“人無不含天地之氣,有五常之性。”這就使五行之氣與人在精神上有了溝通的可能,人心“感物而動”,在“情動而辭發”的情況下,氣自然貫注于文字之中,形成了帶有個體氣質的文學風格,這就是劉勰所謂的“風骨”。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論曰:“文以氣為主,氣之清濁有體,不可力強而致。譬諸音樂,曲度雖均,節奏同檢,至于引氣不齊,巧拙有素,雖在父兄,不能以移子弟。”劉勰直接吸納了曹丕文學理論的觀點,《風骨》云:“其論孔融,則云體氣高妙;論徐干,則云時有齊氣;論劉楨,則云時有逸氣。公干亦云,孔氏卓卓,信含異氣,筆墨之性,殆不可勝,并重氣之旨也。”于是從氣的角度觀察漢代的文學風格。如《樂府》謂:“魏之三祖,氣爽才麗。”《明詩》曰,王、徐、應、劉“慷慨以任氣,磊落以使才”。《書記》則對于漢代文章進行了經典的總結:“漢來筆札,辭氣紛紜。觀史遷之報任安,東方朔之難公孫,楊惲之酬會宗,子云之答劉歆,志氣盤桓,各含殊采,并杼軸乎尺素,抑揚乎寸心。逮后漢書記,則崔瑗尤善。”在曹丕的提倡下,劉勰不遺余力地推動,文氣論遂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經典話語,中國文論從而出現了氣象氤氳的景象,凸顯了中國傳統文人藝術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審美理論的精神旨趣。


三、象告:政治話語模式與文學表達技巧

在陰陽以及元氣理論的整體觀照下,陰陽交錯、元氣激蕩所表現的形式必然落在象上,象成為漢代詩學理論無法回避的問題。從傳統文化的角度看,構象是中國文化以及文學的主要特點。如果說具有神話傳說性質的《河圖》《洛書》是最初的以象為言,“河出圖,洛出書,圣人則之”,則《易》是先秦時代以象為言的典型之作。《系辭下》曰:“《易》者,象也。”象之所來在于觀物,高天厚地、近身遠物都是古人取象的對象,所以探索《易》象的深刻內涵,必須了解象的結構方式。《易》取象首先仰望天空,即“觀象于天”,而觀察天象之變化,用以指導政治以及社會生活,甚至是從中得出政權休咎存亡消息,所以體察天心成為漢代儒生重要的政治使命。而“說天者莫辯乎《易》”(《法言·寡見》),正是在政治的極度需求下,《易》成為群經之首,成為六經之源。其次,就是自然的物象。由于自然的千變萬化,出現了非正常的景象,在漢代人的觀念里,這些景象是有著深刻含義的,是上天富含深意的言說,即漢人所謂的象告。

在漢代天人之學的深刻影響下,洞悉上天遣告的實質性內涵,糾改政令的誤失,或是匡正君主德行的淪落,是漢代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議題。在漢成帝時,災異頻繁發生,為求得“天地之心”,窮象析言,最典型的莫過于漢室宗親劉向,他殷切地希望“推《春秋》災異,以救今事一二”。而在漢代,推《春秋》災異,諸儒中首推董仲舒。《漢書》本傳稱其“以春秋災異之變,推陰陽所以錯行……未嘗不得所欲”,最典型的是推知遼東髙廟、長陵髙園殿火災。這是通過現實所發生的一系列現象推斷而知,實際上就是以各種物象累加的結果加以判斷。判斷的前提是象,所構之象。據《漢書》所載,這樣的象最典型的有兩個。其一,漢昭帝元鳳三年(公元前78年)正月,泰山有大石自立,昌邑王國有枯社木臥復生,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,亦自立生,有蟲食樹葉成文字,曰“公孫病已立”。睢弘“推《春秋》之意,以為‘石、柳,皆陰類,下民之象;泰山者,岱宗之岳,王者易姓告代之處。今大石自立,僵柳復起,非人力所為,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。枯社木復生,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’”。其二,漢元帝初元四年(公元前45年),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。王莽建新之后,自為之說:“初元四年,莽生之歲也,當漢九世火德之厄,而有此祥興于高祖考之門。門為開通,梓猶子也,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,起于柱石大臣之位,受命而王之符也。”石、柳、泰山、梓木都是自然界之物,這些自然之物出現了非自身慣常應有的景象,即出現了異象。當然,在我們今天看來只是自然現象的異變,但是在神道設教的漢代,這種異變必然會引起關注,甚至是政治恐慌,因為異變代表了天意或者天命。董仲舒以為“國家將有失道之敗,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”,又曰:“災異以見天意,天意有欲也,有不欲也。所欲所不欲者,人內以自省,宜有懲于心;外以觀其事,宜有驗于國。故見天意者之于災異也,畏之而不惡也,以為天欲振吾過,救吾失,故以此救我也。”劉向則認為“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,為其人微象”,所以其所見之異象必然含有上天的警告。王莽所說的“受命之符”,劉向以為是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,所以說,符就是象,其與灼龜的兆、《易》的象是一脈相承的,從理論上講,符應該是自然之象,而不是人為造作的偽象。依象而言,是漢代政治思想的主要特點。對于日月無光、山崩河絕、五星失行、冬無大雪、盛夏干旱等自然現象,漢代人都是要找出陰陽違和的理由的,或是天子,或是大臣,甚至是后宮都要承擔責任的,恰如杜欽所說:“變感以類相應,人事失于下,變象見于上。”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的驅使下,漢成帝荒淫而導致后宮無子,欲廢掉許皇后,歷史竟發生了十分可笑的一幕。成帝將責任全部推諉于許皇后,詔書曰:“夫日者眾陽之宗,天光之貴,王者之象,人君之位也。夫以陰而侵陽,虧其正體,是非下陵上,妻乘夫,賤逾貴之變與?”簡單說,皇后陰體太過強盛,欺凌壓制了陽君,所以沒有兒子。這樣的理由顯然是荒謬的。意猶未盡的漢成帝竟然以“眾象”言事,將許多不相干的天象強加于許皇后身上,曰:

日者,建始元年正月,白氣出于營室。營室者,天子之后官也。正月于《尚書》為皇極。皇極者,王氣之極也。白者西方之氣,其于春當廢。今正于皇極之月,興廢氣于后宮,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,以著繼嗣之微,賤人將起也。至其九月,流星如瓜,出于文昌,貫紫宮,尾委曲如龍,臨于鉤陳,此又章顯前尤,著在內也。其后則有北宮井溢,南流逆理,數郡水出,流殺人民。后則訛言傳相驚震,女童入殿,咸莫覺知。夫河者水陰,四瀆之長,今乃大決,沒漂陵邑,斯昭陰盛盈溢,違經絕紀之應也。乃昔之月,鼠巢于樹,野鵲變色。五月庚子,鳥焚其巢太山之域。《易》曰:“鳥焚其巢,旅人先笑后號啕。喪牛于易,兇。”言王者處民上,如鳥之處巢也,不顧恤百姓,百姓畔而去之,若鳥之自焚也,雖先快意說笑,其后必號而無及也。百姓喪其君,若牛亡其毛也,故稱兇。泰山,王者易姓告代之處,今正于岱宗之山,甚可懼也。三月癸未,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,揚裂帷席,折拔樹木,頓僵車輦,毀壞檻屋,災及宗廟,足為寒心!四月己亥,日蝕東井,轉旅且索,與既無異。己猶戊也,亥復水也,明陰盛,咎在內。于戊己,虧君體,著絕世于皇極,顯禍敗及京都。于東井,變怪眾備,末重益大,來數益甚。成形之禍月以迫切,不救之患日寢屢深,咎敗灼灼若此,豈可以忽哉!

漢成帝諳熟儒家經典,儒學造詣非常深邃,諸多怪異天象的疊加使用,然后附以經義的時代闡釋,使許皇后無法自辯,將無辜的女性置于政治的極端危險境地。許皇后最終被廢,自殺而亡。董仲舒以來的漢代儒生認為,“人事失于下,變象見于上”,“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,為其人微象”,“變異之來,各應象而至”,天象變異是天心的一種反應,參悟天心變得尤為迫切,成為一個時代重中之重的政治命題。所以,不僅是儒家士人,甚至方術之士,都在調動所有的智慧尋找解釋天機的密碼,和《易》有關的術數之學不可避免地進入儒家的知識系統,成為經學闡釋的一部分。孟喜獲《易》家陰陽災變書,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術,房以災異為說,也就不值得奇怪了。在漢成帝時代,以象為言說對象,發展得極為成熟,而這一時期正是《易》成為六經源理論發生的時代,正因為《易》為群經之首,洞悉天地萬物所成象背后的天意,即所謂的天地之心成為時代的命題。班固以為:“象事成敗,《易》吉兇之效也。朝聘會盟,《易》大業之本也。《易》與《春秋》,天人之道也。”我們知道,“《易》以象告”,“天地變化,圣人效之;天垂象,見吉兇,圣人像之;河出圖,洛出書,圣人則之”(《易·系辭上》),所象之所告不外乎吉兇之事;于《春秋》而言,就是朝聘會盟成功與否的征兆。所以說,天人之道見于《易》與《春秋》。杜鄴對此理解得非常透徹,他說:“《春秋》災異,以指象為言語,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。”顏師古注曰:“謂天不言,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。”天象,確切地說是災異之象,實乃上天“告喻人”的一種言說方式,這種言說方式,在《易》為五經源的漢代,成為主要的話語方式。所以,象言和言象成為漢代經學理論的重要命題,演化為漢代詩學理論的經典話語,也是漢代以降文學的重要建構方式。

陰陽以及元氣是早期中國哲學的主要命題,其起源較早,理論完善的時間也較為漫長。到了漢代,出現了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,人們認識客觀事物規律的能力不僅沒有突破,不是借鑒傳統,而是回歸古典,形成了陰陽學說獨占思想領域、政治領域的歷史時期。陰陽、元氣、象言成為一個時代的思想標志,也是知識體系的核心,從而生成新的詩學理論景觀以及文學映像,由此出現了中國古代詩學理論的新的氣象。


◎原文刊發于《求是學刊》2018年第2期。為了閱讀方便,省略了注釋和參考文獻。

◎本微信公眾號如無特殊說明,推送文章均來自《求是學刊》已經刊發文章,版權所有。歡迎轉載,轉載請注明文章來源。  

◎歡迎您關注此公眾號(qiushixuekan),亦可長按下面二維碼關注。

長按二維碼關注


Copyright ? 新疆跟團游價格交流組@2017

白小姐